酷书吧 > 穿越小说 > 易中天中华史:南朝,北朝 > 第2章 鲜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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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 被宦官谋杀的太武帝拓跋焘一身是谜。
   但正是在他的时代,
   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正式成为北朝,
   并开始了从胡汉融合到全盘汉化的历史进程。
   中国靴子
   鲜卑正式出场时,应该有了马镫。
   而且,是双镫。
   很少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既简单又伟大了,它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,至少改写了战争史。我们知道,马参加战争,起先都是用于车战。后来有了骑兵,战斗力却非常有限。因为如果没有马镫,又想在狂奔时张弓射箭,交战时挥刀杀敌,对不起,那一定会掉下来。
   然而马镫却让骑兵成为最可怕的敌人。有了马镫这个着力点,他们可以稳稳地骑在马上且走且射,拔出剑来左劈右砍;而当他们挥戈前进时,奔驰的战马还将大大增强长矛的冲击力。总之,马镫让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。
   当然,他们或许还要穿上长筒靴。
   但不管怎么说,人马合一的骑兵变得所向无敌。正是靠着这种极具杀伤力的快速部队,唐王朝击败东西突厥和吐谷浑,创造了农业帝国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。也正是马镫,促使欧洲产生了骑士阶层和封建制度。难怪有人会这样认为:历史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的。[1]
   也许吧,也许。
   马镫传入西欧,一般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;马镫的发明者,则一般都认为是Chinese,因此,马镫也被称为“中国靴子”。这种“靴子”在我国多有出土,而且与鲜卑也不无关系。比如最早的双镫实物,以及绘有双马镫的陶俑,便是在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的墓葬中发现的。
   这两个墓葬,一个属于北燕,一个属于北魏。[2]
   毫无疑问,这并不意味着鲜卑就是马镫的发明人。马镫的发明显然更早,而且起先是单镫。但如果把“中国靴子”的称号送给鲜卑人,也许可谓恰如其分。因为正是这双“靴子”的筚路蓝缕,为中华民族蹚出了一条新路。
   那就来看鲜卑人。
   鲜卑是东胡系少数民族之一。他们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,也就是现在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。而且他们叫鲜卑,很可能就因为大兴安岭叫鲜卑山。至于他们使用的语言,则大约是突厥语再加早期蒙古语和通古斯语。
   这是一个古老的森林民族。
   后来,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,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,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。南迁和西迁以后的鲜卑人与不同民族混血,形成了不同的部别,包括宇文部、慕容部、段部、乞伏部、秃发部、拓跋部等等。他们组成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,占据了北方辽阔的土地。
   混血的鲜卑各部是风情万种的。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肤白皙的慕容部,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白虏。慕容部的姑娘则不少成为东晋皇族和士族的女人,比如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就是。因此这位汉族皇帝便有着黄色的须发,甚至坚毅果敢的性格,终于使王敦的谋篡未能得逞。
   慕容,是鲜卑的佼佼者。
   实际上鲜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,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四个:前燕(337)、后燕(384)、西燕(384)和南燕(398)。此外,乞伏部和秃发部也各自建国一个,即乞伏国仁的西秦(385)和秃发乌孤的南凉(397)。
   最落后的是拓跋部。
  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样,男人都剃光头,只留顶部一撮头发结成辫子,因此被称为索头或索虏。甚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,这个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蛮的习俗,自说自话地拒不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。
   后来北魏改革之难,不言而喻。
   然而这个最落后的部族,却终于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开创者。这里面无疑有太多的故事,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。这一年,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)举行大会,宣布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转换,并开始向国家时代进军。
   这时还是三国时期。曹魏以及之后的西晋、东晋和热闹非凡的十六国,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部族的存在,更想不到他们从这里出发,将来会雄霸北方。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记住了阴山下的那些岁月,以至于在变成北魏又变成东魏的二百八十年后,还能够这样深情地歌唱:
   敕勒川,
   阴山下,
   天似穹庐,
   笼盖四野。
   天苍苍,
   野茫茫,
   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   这是怎样的历史沧桑,这是怎样的家国情怀!
   据说,这首歌的原文是鲜卑语,翻译成汉语后仍然雄浑大气。翻译者斛律金(斛读如胡)是使用敕勒语的斛律部人,他是应汉人高欢的要求译唱的,因此这首汉语的《敕勒川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和象征。[3]
   大哉敕勒川!
   定居阴山南麓的鲜卑拓跋部,缓慢进入了文明史。半个世纪后,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西晋封为代公,之后又升格为代王。但这只不过体现了晋人的怀柔政策,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却并不欢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。就连把游牧改为定居,他们都有不同意见。
   结果是脆弱的代国被强大的苻坚所灭,时间在公元376年,也就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那年。代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,也意味着鲜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。此后十年,他们只能痛定思痛,直到更加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在草莽中勃然崛起。
   领袖是拓跋珪(读如归)。
   他建立的王朝国号魏,史称北魏。
   拓跋珪是在牛川(今呼和浩特)称王建国的,时间是公元386年。十二年后(398),他又迁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)并自称皇帝。此后,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,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。
   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。
   十六国都是短命的,大多只有二三十年,少数能有四十多年,最短只有两三年。超过六十年的只有一个,还是无人理睬的偏远小国(前凉),根本无足称道。北魏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,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,这岂是十六国可以同日而语的?
   更重要的是,北魏不仅是一个政权、一个国家,更是连汉族都承认其正统性的朝代。朝代跟国家是不同的。三国时期,只有曹魏还可以勉强称为朝(魏朝),孙吴就不能叫吴朝,蜀汉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汉朝。只有北魏及其以后的四个政权,可以跟南方四政权并称为北朝和南朝。
  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。
   十六国与南北朝,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
   可以与北魏相比拟的,大约只有后来发展为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国。事实上,正如五胡中只有鲜卑拓跋真正刷新了历史,欧洲日耳曼诸蛮族中也只有法兰克人成就了千古大业。其中奥秘,难道不值得深思吗?[4]
   从联盟到帝国
   如果说历史真有巧合,那么中华与罗马的命运就堪称神似。西晋灭亡前后,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。以公元纪年,依次是匈奴的汉—前赵(304),羯人的后赵(319),鲜卑的前燕(337),氐人的前秦(351)和羌人的后秦(384)。当然,这里说的鲜卑还是慕容部。
   但紧接着就是拓跋部了。
   同样,西罗马灭亡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,依次是西哥特(419),汪达尔(439),勃艮第(457),法兰克(486)和东哥特(493)。这简直就像是把中华史照样演出了一遍,只不过他们那边刚好晚了一个世纪。[5]
   日耳曼,就是欧洲的五胡。
   法兰克,则是他们的北魏。
  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的道路也确实相似。他们都是先有王国后有帝国,也都在走向帝国时有过挫折。拓跋的代国被灭,法兰克则陷入分裂。但到中国的中唐时期,法兰克查理曼帝国之版图,便已经包括了今天的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奥地利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。
   这就比北魏还让人震惊。
   其他日耳曼国家也无法与之相比,包括先后兴起于西班牙的苏维汇(Suevi,409),意大利的伦巴德(Lombard,568)。事实上,只有法兰克,才是破碎的罗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。这种力量是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,因此注定还要从中再诞生两大帝国:法兰西和德意志。[6]
   法兰克人可以自豪。
   更值得他们骄傲的是,法兰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刘渊、石勒、苻坚那样自己称帝,而是得到了上帝通过其代理人的授权。教皇利奥三世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大帝举行了加冕礼,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。
   此事引起了东罗马皇帝的强烈不满,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才是帝统的唯一继承人,何况法兰克首任国王的王衔还是罗马皇帝授予的。但到公元814年,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认了查理的帝号,正如主张“天无二日,人无二君”的中国汉族士大夫,不得不承认北魏也是王朝。[7]
  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!
   法兰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维(Clovis),原本是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,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鲜卑人的首领。克洛维甚至也曾迁都,把都城从苏瓦松迁到巴黎,就像拓跋珪从牛川迁都平城,尽管他俩并没有彼此商量过。
   但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,那就是将野蛮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国家。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一样,那就是如何酬劳和安抚那些追随他们打江山的弟兄。毕竟,克洛维也好,拓跋珪也罢,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和地盘的。
   克洛维的办法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兵、廷臣和主教,这并没有耗费他太高的成本。因为这些土地原本属于罗马皇室和罗马国库,是他没收来的,用不着自己掏腰包。
   如此慷慨大方,当然让军事贵族们感到满意,甚至大得高卢地区主教们的欢心。然而这种完全私有的赐地,却终于让王国囊中羞涩。因此到二百年后,法兰克不得不诞生了自己杰出的改革者,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。
   改革者叫查理·马特(Charles Martel)。
   查理·马特的办法,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。封臣可以获得土地,叫采邑。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,服兵役。采邑可以层层分封,但不能世袭。封臣去世后,封主就将其收回。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,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。
   这就叫采邑制。
  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骑士,由此,便诞生了骑士阶层。靠着骑士们奋勇杀敌,查理·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,并使法兰克王国成为抵挡伊斯兰文明渗入欧洲的屏障。他本人也获得了“马特”的称号,意思是铁锤。
   与采邑制同时诞生的是封建制。
  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诞生的。因为罗马帝国和文明崩溃以后,失去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员会,只能层层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人。这就形成了封建关系,而层层分封的采邑制,则成了这种关系的现实支持。
   法兰克终于成为封建大帝国。[8]
   然而这种方案并不可能成为拓跋珪的选择。因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,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彻底废除。拓跋珪的道路,只能是一步就从部落联盟跨入帝国时代,迅速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换。
   可惜这并不容易。
   我们知道,以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鲜卑拓跋部,原本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。联盟中拥有实权的,是各部落的酋长(部大人)。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各帮老大,手下有众多马仔和小弟,并不认为国王有什么意义。即便有,那也只是土匪联席会议的主席,可以轮流坐庄的。
   拓跋珪要对付的,就是这帮人。
   不过首先还得酬劳和安抚。拓跋珪的办法是建立“班赐”制度,由国王按照等级和战功赏赐牲畜和奴隶,实际上是坐地分赃的合法化和制度化。因此,尽管赏赐的额度并不大,秩序却建立起来,这就迈出了第一步。
   第二步是利用鲜卑人对政治的无知,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担任文官,迁都平城后还建立太学祭祀孔子。这就赢得了被统治民族的好感,也让拓跋珪有了底气。他甚至对鲜卑将领表示:有民就有国,在哪儿不能为王?意思也很清楚:不要以为我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。
   与此同时,农业也越来越替代畜牧业成为了北魏的经济命脉。也许,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事实上,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果从游牧变成了农耕,他们就必须接受或建立文明。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,作为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,不能不考虑房产证和电冰箱。
   拓跋珪决定迁都。
   迁都是在公元398年,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三年后。此前,拓跋珪已夺取并州,攻陷中山(后燕首都),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继续实行游牧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,显然是不合时宜的。[9]
   建立农业大帝国的时机到了。
   拓跋珪大刀阔斧。他将被征服的后燕吏民工匠五十万人迁入平城京畿内外,按照户口分配土地。拓跋各部落也迁徙到这里,然后就地解散,分土定居。管理这些地区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长,而是朝廷的命官。原来占山为王的各部大人,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。
   换句话说,酋长都变成了老百姓。
   至于帮主们手下的马仔,当然也跟酋长对部民的统率权一样被收归国有。他们成为北魏君主的直属部队,被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战又服从中央的国军。
   这就是拓跋珪的“部落解散政策”。这个政策,是之前五胡十六国中从来没有的。[10]
  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,拓跋珪称帝。
   称帝是实至名归的。事实上当拓跋珪迁都平城时,从联盟到帝国的走向便已经不可逆转。之后的北魏,将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。只不过,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,途中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倒下,包括汉人和胡人、改革派和保守派,也包括他们的皇帝,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。
   喋血萧墙
   拓跋珪是三十九岁那年被谋杀的。[11]
   凶手是他的儿子拓跋绍,十六岁。
   此案的直接原因,是拓跋绍的生母受到威胁。为了救母亲,拓跋绍只好杀了父亲。这当然未尝没有可能。事实上拓跋珪死前已经精神失常,许多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畅,便被疑神疑鬼的他亲手杀死在天安殿。因此即便拓跋绍不去行刺,恐怕也会有别人动手。[12]
   那么,拓跋珪何以如此?
   史家的说法是嗑药,也就是吃了五石散(五石散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《魏晋风度》),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。他发病时数日不食,彻夜不眠,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讨论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,就是证明。[13]
   看来,做一个开国之君也不容易。
  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。因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,就连在鲜卑人中也是最落后的。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规陋习,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。汉族士大夫则离心离德,以至于请他们出来做官还得动粗。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级士族,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来强行戴上官帽的。[14]
   这实在让他崩溃。
   拓跋珪的悲剧既是民族性的也是历史性的,因此注定还要重演,以后也还有皇帝不断被杀。实际上北魏皇帝十四个,倒有九个死于非命。他们有的是儿子杀的,有的是太后杀的,有的是宦官杀的,有的是权臣杀的。其中,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。
   不过,人们更习惯于叫他太武帝。
  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长孙,太宗拓跋嗣的长子。他十六岁登基,在位三十年,享年四十五岁。后两项纪录在北魏都是最高的,既空前,也绝后。[15]
   何况还有业绩。继位后九年,拓跋焘便在胡夏灭亡西秦之后又灭胡夏(431),继而一鼓作气灭北燕(436),亡北凉(439),破柔然(449),伐刘宋(450)。至此,北魏真正成为北朝,十六国结束,南北朝开始。
  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。
   但,此人也一身是谜。
   最大的疑团是他的死。我们只知道,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(452)二月初九被害的,凶手是宦官宗爱,具体细节却一概不知。更可疑的是,这个逆贼不但事后当了宰相,还在八个月后又杀了自己新立的皇帝。直到这时,新的政变集团才把他送上断头台。[16]
   这就奇怪!北魏不是东汉,也不是后来的晚唐,宦官哪来这么大的权势?事实上宗爱能够得逞,就因为当时执政的朝臣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拓跋焘死后,这伙人原本是要立另一个人做皇帝的,却被宗爱骗入宫中杀掉。就连他们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储君,也被宦官搜出来处死。[17]
   由此可见,朝臣们原本大权在握,实际上决定秘不发丧另立新君的也是他们。既然如此,血案发生后他们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凶手,反倒进宫与宗爱相见?就算鲜卑不像汉人那样视弑君为滔天大罪,也不至于对太武帝之死无动于衷,让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吧?
   凡此种种,岂不可疑?
   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。
   吞吞吐吐,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。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,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。这两个人,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。
  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,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。官方史书称,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,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。拓跋晃惊恐万状,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。
  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,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。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。为了保命,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。[18]
  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。
  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。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,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,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?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,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,吵得沸沸扬扬。
   怀疑是有道理的。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,拓跋焘正在南征。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,军进瓜步(在今江苏六合),饮马长江,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。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,拓跋焘却突然撤军。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,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。
   于是南方传言:魏太子拓跋晃谋反。
  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。据说,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,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。因此,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,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,谎称皇帝已经驾崩。太子不知是计,匆匆赶来迎丧,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,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。[19]
  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《资治通鉴》采信,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。我们知道,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(今河北饶阳)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,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。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?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,难道竟然无人置疑?
  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,他就应该庆幸,宗爱也不必紧张。就算谋反是冤案,也没有宗爱什么事,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。但同样,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。
  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,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。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,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,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。
  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?
   看来事实可能是: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,也没有权力斗争,却存在政见分歧。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,当然不能含糊。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,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。区区宗爱,其实不足为道。
   那么,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?
   在宗教。
  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,牵涉到文化,也牵涉到政治,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书第四章)。至于此刻的分歧,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,太武帝灭佛。但这与信仰无关。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,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“胡人”,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。
  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。相反,他要做的是“中华皇帝”。或者说,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“太平真君”。因此,他不能接受佛教,只能尊崇道教,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。拓跋焘甚至用“太平真君”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,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。[20]
  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。
   然而奇怪的是,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,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。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,辅佐过拓跋珪、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,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。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,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,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?
   转折关头
  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。
  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,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,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,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。不过崔浩也好,太子也罢,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。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,也只能是太武帝。[21]
   那么,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?
   因为愤怒,因为失望,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。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,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。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,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。给出的指令是:务从实录。[22]
   崔浩欣然命笔。
  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,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。国史完成后,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,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,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,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,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。
  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,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。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,对某些必须“为尊者讳”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。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。要知道,作为曾经的野蛮人,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。
  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。
   太武帝勃然大怒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。修史诏书从“我太祖道武皇帝”说起,一直说到“岂朕一人获济于此”,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?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,谁让你“肆意诽谤”来着?
   是可忍孰不可忍,此人不杀又该杀谁?
   崔浩血溅刑场。[23]
  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,其实不然。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。事实上太武帝对“诽谤”一事并未深究,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,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。[24]
   汉人高允是这部《国书》的主笔,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。因此案发之后,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。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,又特地交代高允:一会儿皇上问起来,我怎么说,老师就跟着怎么说。
   高允问:什么事呀?
   太子说:进去就知道了。
   进殿以后,拓跋晃便极力为高允开脱。太子说:高允从来就小心谨慎,不敢自作主张。此番虽与崔浩同事,但崔浩专横跋扈,高允人微言轻,请皇上赦免其罪。
   太武帝问高允:这部书都是崔浩写的吗?
   高允回答:除了太祖那部分,都是臣与崔浩写的。不过崔浩只是总裁,著述方面臣多于浩。
   太武帝大怒:高允罪过大多了,怎么能不杀?
   拓跋晃忙说:天威严重,高允刚才是吓糊涂了。
   太武帝问高允: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?
   高允却回答:不是的。臣以不才,谬参其事,罪该万死。太子殿下不过因为臣陪读东宫,想为臣讨一条小命罢了。皇上不问,臣不敢说。皇上垂问,臣也不敢糊涂。
   太武帝大为感动。他回过头来对拓跋晃说:如此正直和诚信,岂是一般人做得到的?于是不但赦免高允,还让他担任专案组的组长,起草国史案的处分决定。
   高允却迟迟不能下笔。
   犹豫是可想而知的。因为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,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员一百二十八人,统统都要灭五族。于是,高允面见皇帝据理力争。高允直言:有没有漏网之鱼,臣不敢说;这么多人都判死刑,臣也不敢同意。
   结果,高允救下了几千条人命。[25]
   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。功德无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,五任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。国史案也好,太子党也罢,也都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因为高允终其一生都坚守道德底线,甚至清贫到只有草屋数间咸菜几坛,让后来的文成皇帝拓跋濬(读如俊)感慨不已。[26]
   道德,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。
   何况此时的民族关系已不同于前。崔浩的父亲崔宏是被拓跋珪抓来做官的,崔浩却为北魏殚精竭虑。实际上崔浩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抵触情绪或敌对情绪,反倒在他太把北魏当成自己的国家。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鲜卑贵族的反感。当反感找到突破口时,崔浩便不能不死。
   没有证据显示,后来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,与崔浩之死有什么关系。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频频发生,则证明此时的北魏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。这个转变将因太武帝的被杀而减缓,直到一个神秘的女人再来启动新的程序。
   这个女人就是冯太后。
  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样,冯太后也一身是谜,只不过这些谜团同时伴随着绯闻。按照正史的记载,冯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,十四岁进宫,两年后成为皇后,九年后成为太后。这时的她,只有二十五岁。[27]
   二十五岁的冯太后表现出了奇特的爱情观。她先是跳进火里要为文成皇帝殉葬。被人救出当了太后,却又传出绯闻。结果是继位的献文皇帝拓跋弘忍无可忍,处死了她的两个情夫。作为报复,冯太后则毒死了这个皇帝。[28]
   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弄清。事实上,作为冯太后名义上的儿子,献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。因为按照鲜卑人“收继婚”的习俗(纳娶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),献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。甚至就连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,也可能是他跟冯太后所生。[29]
   如此说来,献文帝的杀人便可能是吃醋,冯太后的报复则难免“最毒妇人心”之嫌。
   当然,不会有人追究。
   但毫无疑问,冯太后是强悍的。作为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可能的情妇,她在献文帝继位的第二年(466)就以霹雳手段发动宫廷政变,杀死丞相,架空皇帝,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权。那时,她应该还没有怀孕。[30]
   不过,这并不妨碍她跟皇帝会有一个孩子,也不妨碍她后来杀了那皇帝,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。
   呵呵,冯太后可不是崔浩。
   当然不是。事实上,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后的那些短暂的时间,冯太后都牢牢把握着权力。作为北燕王室的后裔,她似乎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,可以在顷刻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决断,让许多男人望尘莫及。最后,心灰意懒的献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,尽管当时只有十八岁。
  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,五岁。
   这是北魏承明元年(476)的事。也就在这年,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掉了末代皇帝罗慕路斯·奥古斯都。西罗马帝国日落地中海,一个古老的文明就此谢幕。
   北魏王朝却华丽转身。三十六岁的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,开始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。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鲜卑和北魏。幸运的是,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遗愿,也是冯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识。
   全盘汉化
   拓跋宏更像一个汉人。
   这并不奇怪。无论拓跋宏是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,或者实际上的儿子,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。作为鲜卑化的汉人,冯太后理所当然地用汉文化的乳汁哺育了这个原本混血的孩子。因此冯太后去世后,拓跋宏不但继承了她的改革事业,还干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。
   不难想象,这件事阻力重重。
   没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地搬家,更何况迁都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。拓跋宏只好曲线救国,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齐。为此,他装模作样进行了占卜,结果卜得革卦。故太子拓跋晃之孙任城王拓跋澄说:革就是革命。这是改朝换代的卦,不是讨伐逆贼的,不吉利。
   拓跋宏说:卦辞称“大人虎变”,怎么不吉利?
   任城王说:陛下早就是龙,为什么还要做虎?
   拓跋宏大怒:国家是朕的,任城王想干什么?
   任城王说:江山社稷当然是皇上的,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责任。陛下既然征求意见,臣当然要实话实说。
   拓跋宏无奈,只好在散会后留下任城王说悄悄话,并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。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,原来皇帝是要一统海内,这才选择了东周和东汉的京城作为帝都。于是立即转变立场,积极支持南征。
   公元493年(北魏太和十七年),也就是东哥特人建国的那年,拓跋宏率领群臣和大军来到洛阳。当时正是农历九月,天降大雨不止,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进。拓跋宏却一身军装骑在马上,摆出了准备一个人南征的架势。
   群臣齐刷刷地跪在了马前。
   拓跋宏说:不想南征,那就迁都。
   相对于迁都,鲜卑贵族更怕南征,只好妥协。
   第二年,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。[31]
   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迁都。上一次迁都平城,他们彻底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农业帝国的转变。那么,这一次迁都洛阳,意义又何在呢?
   全盘汉化。
   应该说,这正是冯太后要做的事情。只不过,她更侧重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,比如实行俸禄制(官僚制度改革)、三长制(基层政权改革)、均田制(土地制度改革)、租调制(税收制度改革)等等。这些制度创新,有的甚至来自她汉族情人李冲的建议。[32]
   拓跋宏却还要进行社会改革。
   实际上在与任城王谈话时,拓跋宏就说得很清楚:平城是用武之地,不是文治之都。后来,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: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,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?但子孙后代如果永在漠北,又怎么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?因此拓跋宏说,移风易俗,势在必行![33]
  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,他的力度会那么大。
   改革是与迁都同步的。太和十八年(494)三月,北魏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迁都听证会。四月,祭天仪式和地点由鲜卑的西郊改为汉人的南郊。十月,太庙神主和皇帝先后启程。十二月,尚在迁都途中的拓跋宏颁布了社会改革的第一道诏令,禁止士农工商再穿鲜卑服装。[34]
   鲜卑人大为不满。
   不满是可想而知的,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诱再加恩威并施。于是,次年(495)五月二十六日,已经到达洛阳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惊心动魄的恳谈。
   拓跋宏说:请问诸位的心愿,是希望朕和朕的国家能够超过商、周呢,还是比不上汉、晋?
   群臣说:当然是超过前王。
   拓跋宏又问: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,还是因循守旧?
   群臣答:当然应该日新月异。
   又问:只是朕一人刷新呢,还是子子孙孙?
   答:当然要传之万代。
   再问:这么说诸位不反对改革了?
   众人异口同声:上令下行,谁敢反对!
   于是拓跋宏说: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从今天起,朝堂之上禁止再说鲜卑话。三十岁以上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,可以从缓。三十岁以下的现任官员,如若胆敢违令,那就是明知故犯,必须撤职查办,诸位以为然否?
   群臣说:谨奉圣旨!
   拓跋宏又说:朕曾经跟李冲讨论过此事,李冲居然说四方之音无所谓谁是谁非。仅仅这一句他就该死!
   李冲赶忙免冠磕头。
   拓跋宏拿李冲开刀杀鸡儆猴,确实用心良苦。因为李冲是冯太后的情夫,又是汉人,还是改革派,而且一向为拓跋宏所敬重。如果李冲都该死,其他人呢?
   当然都噤若寒蝉。
   拓跋宏又责问宫官:朕已明令禁止胡服,但是宫中女人仍然夹领小袖,你们为什么阳奉阴违?
   众人都磕起头来。
   几天后,改革官方语言的诏令正式下达。
  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。比方说,迁入内地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,这就等于改变了籍贯;按照汉制使用长尺和大斗,这就改变了度量衡。然而,拓跋宏意犹未尽,他还要改变鲜卑人的姓氏,比如拓跋改成元,步六孤改成陆,等等。所改之姓,多达上百。[35]
   下一步,是分定姓族。
   姓族其实就是门第,或者说就是高门,只不过一等的叫姓,二等的叫族。姓族名单由官方严格审核,组织部门则按图索骥授予官职。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权,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级职位,跟东晋的“上品无寒门”一样。
   显然,这是魏晋门阀制度的鲜卑化。这个制度一旦实行,鲜卑人便也就有了门第。结果是什么呢?是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可以通婚。事实上拓跋宏紧接着就下达了一纸诏书,命令他的六个弟弟娶汉人四大家族的女儿为妻。
   皇族与汉族通婚,示范作用当然显著。当其他鲜卑人也纷纷效法时,民族融合就得到彻底实现。当然,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鲜卑像盐一样溶化在汉民族的水中。
   更何况,他们还都得着汉服,说汉语。
   这可真是大混血。
   混血是种族的,是文化的,也是政治的。实际上,姓族制度建立以后,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汉分野。民族界限模糊了,身份认同从族别变成了门第。鲜卑的豪门与汉人的望族共同组成统治阶级,下层则混为一谈。这正是当年崔浩的理想,拓跋宏则把它变成了现实。[36]
   与此同时,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。拓跋宏迁都三十多年后,一位名叫陈庆之的南梁将领曾这样描述他亲赴洛阳的切身感受:我原本以为两京沦陷之后,长江以北便都变成了戎狄之乡。这次到洛阳,才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,根本不是我们江东可比的。[37]
   拓跋宏成功了。他其实已是中华皇帝,虽然也只有半壁江山。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,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,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。
   这就是鲜卑人的历史功绩。
   那么,原本代表华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?